《生活》（Life）雜志上的“中文打字機”。書中插圖

伴隨著屈辱的中國近代史，“中文打字機”進入中國與西方認同與抵抗的博弈場，銘刻出各種話語纏斗的歷史遺痕。

困局：塌縮的技術想象力

1900年1月，一幅充滿異國情調和荒誕色彩的漫畫出現(xiàn)在《舊金山觀察家報》上——長辮子、粗手指，一群清朝人在一具龐然大物前大汗淋漓，手忙腳亂，這臺名為“中文打字機”的巨物，折射出西方帝國早期對方塊漢字的野蠻想象，伴隨著屈辱的中國近代史，“中文打字機”進入中國與西方認同與抵抗的博弈場，銘刻出各種話語纏斗的歷史遺痕。

倘若完全復刻東方主義的言說邏輯，非此即彼的二元論思維或將持續(xù)加諸被表達一方，同時也加諸表達者自身。《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一書之妙在于，著者墨磊寧另辟蹊徑，以雷明頓打字公司的發(fā)家史為暗線，以“技術想象力”之塌縮來還原西方打字技術所遭逢的世紀難題：面對神秘的方塊字表意系統(tǒng)，掌控現(xiàn)代技術的西方打字產業(yè)，是通過精簡中文來適應拉丁字母？還是徹底顛覆拉丁字母的霸權地位，拓寬技術疆界以適應中文？

一邊是以拉丁字母為基底的打字技術系統(tǒng)，一邊是廣闊的漢字使用者市場，“中文打字機”身陷的戰(zhàn)場，答案不言而喻——在帝國擴張的版圖之中，技術作為核心策略，得與文化霸權“夫唱婦隨”。一夜之間，各類收編非拉丁文字系統(tǒng)的造物——指針型打字機、單切鍵盤打字機、雙鍵盤打字機，粉墨登場，雷明頓公司節(jié)節(jié)高升，終以單切鍵盤打字機一舉奪魁，早期多元打字機的技術生態(tài)消失，一元格局一統(tǒng)天下，打字產業(yè)確立行規(guī)——“在設法解決外國語言的打字問題時，決不能從底層質疑單鍵盤打字機形式本身”。至此，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布下羅網，弱勢話語遭遇西式“普適性”原則時，不適應其本體論的“他者”，難逃從物質到精神層面被圍剿的厄運，被凝視的“中文打字機”即是案例。

在墨磊寧眼里，以“語言帝國主義”（Linguistic imperialism）、“西方帝國主義”（Western imperialism）、“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來命名西方的普適性均不合理，橫亙于漢字與字母文字、音節(jié)文字之間的是一條“實義”（pleremic）與“虛義”（cenemic）的斷層線。所謂“虛義”文字指的是“該書寫系統(tǒng)的字素是無意義的語音成分”，“實義”文字則是“該書寫系統(tǒng)的字素是有意義的語音成分”，例如中文。在這場對漢字系統(tǒng)的圍剿大戰(zhàn)中，沖鋒者首當一批服膺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西方學者，缺乏動詞變形、名詞變格、詞性變化、復數(shù)形式等成為漢字的原罪，他們將中文系統(tǒng)與中國落后的歷史情境相聯(lián)系，進而上升至對種族認知的冷嘲熱諷，“中文最恐怖了，心智正常的人不會去學”。

在西方學者討伐漢字之時，中國時值晚清至五四，富國強兵、改良種性乃時代大潮，漢字之繁復與“語音中心主義”為主導的字母文字，格格不入，以拼音文字取代漢字的呼聲日漸高漲。這一思潮由清末無政府主義者宣揚，在五四精英中風靡一時，他們認為漢字無法表音，如錢玄同、魯迅、胡適、陳獨秀、趙元任等均支持廢除漢字，到了20世紀30—40年代又成為左翼語文運動的核心要義之一。對“漢字”重新詮釋背后是不同的“中國”理想，它與現(xiàn)代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議題，諸如國粹觀念、國家觀念、科學觀念關聯(lián)互動，背后邏輯乃是中國學人與西人學戰(zhàn)潰敗的結果。技術上的失敗引發(fā)物質生活、人倫價值、文化系統(tǒng)的蝶變，中國不僅要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立于世界之林，更要成為一個現(xiàn)代國家與其他國族折沖樽俎。現(xiàn)代性與民族性乃硬幣之一體兩面，兩種敘事貫穿于20世紀中國史中。

言及漢字的獨特性，美國漢學家顧立雅、杰弗里·桑普森、威廉·博爾茨等著書立說，批判受進化論、種族科學范式庇護下的中文有罪論，甚囂塵上的反中文話語漸漸淡出歷史舞臺，隱蔽蟄居于相對清潔的技術設備領域，例如打字機。在此書中，墨磊寧不以傳統(tǒng)學人慣用的“音—義—形”主題來切入漢字，他巧用“技術語言學”視角來勘測漢字神秘坎坷的歷史，“音—義—形”三維構成漢字存在之根，中文材料的書寫、閱讀、賞讀皆通過三者。但這存在之根是激進的文化革新者試圖連根拔除的頑疾，墨磊寧反其道而行之，鋪展全新的問題：在現(xiàn)代性彌散的全球化空間中，各方勢力如何通過中文打字機這一媒介，對漢字進行分類、檢索、傳輸、物化、本體化、概念化，從而讓這門古老的象形文字系統(tǒng)在字母霸權時代突圍？

基于視角的獨特性，墨磊寧發(fā)掘邊緣，打撈身處文化政治話語之外的沉默者，諸如工程師、企業(yè)家以及日常實踐者等群體，再現(xiàn)他們對接中文現(xiàn)代化的打字方案。其過程之艱辛，難以用“勝利者書寫歷史”的英雄主義修辭輕盈概括，相反，這是一個由“短命的實驗、原型和失敗”所構成的微觀技術史，哪怕偶有成功驚艷的實驗，也迅速淹沒于無聞。墨磊寧之所以為失敗者、沉默者立傳寫史，因他不執(zhí)著于大書特書一段效果史，其意在鉤沉索隱，披沙瀝金，從細節(jié)堆疊的技術過程史，描繪中文在與現(xiàn)代化的技術相遇之時，如何與外界高壓相抗衡，從而慢慢錨定自身的物質符號基礎。

迷局：喧嚷的技術解惑法

西方打字技術面對漢字時束手無策的姿態(tài)，是技術想象力塌縮之后的結果。與其他古文明（如古赫梯文、古蘇美爾文、古埃及文以及瑪雅文）使用的象形文字相似，漢字是獨立起源的表意文字，商代甲骨文乃漢字之胚胎，綿延3000多年，象形度極高。但除漢字外，世界其他古文明中的象形文字早已淪為死文字，退出歷史舞臺，而漢字世代傳承，成為迄今為止連續(xù)使用時間最長的文字。

墨磊寧將中文打字機的史前史追溯至活版印刷和電報時代，辟專章考察在中文打字機時代之前，西方印刷技術、電報技術如何各顯神通，試圖馴服這頭名為“puzzling chinese”（謎一樣的中文）的巨獸。19世紀出現(xiàn)了三種嘗試解謎中文的方案——常用字、拼合、代碼。第一種方案主要存在于活字印刷領域，在已知的所有語言中，中文最讓西方活字排版師畏懼。印刷師通過數(shù)據(jù)統(tǒng)計的方式將漢字的字數(shù)提煉至最簡，確定一套涵蓋“常用字”的漢字系統(tǒng)，將“非常用字”排除在外，以減少中文在印刷技術中對技師身體高強度的損耗。但語言系統(tǒng)總會隨社會語境而更新，不同社會階層、不同職業(yè)群體、不同地區(qū)方言之間“常用字”系統(tǒng)也存有區(qū)隔，削足適履之法，難以囊括漢語世界廣闊復雜的現(xiàn)實情境；第二種拼合方案局限于印刷和排版領域，他們將漢字的“部首”，類比于拉丁字母使用，重組部件以駕馭漢字，然而這種策略只抓住了部件，卻遺忘了漢字這門“書畫同源”的技藝，有比例與形體之美；第三種代碼將漢字運用擴展到了新興的電報領域，將漢字封存到一個“非現(xiàn)場”的區(qū)域，只關注信息要素，解決漢字在書寫時的部件、位置、比例等布局問題。無奈的是，在國際電報場域中，漢字孤懸于阿拉伯數(shù)字、拉丁字母的符號地帶之外，它被視為一種天然的加密語言，其他電報語言有“明文”與“密文”之存在方式，漢字卻沒有明文版本。

破局：嬗蛻的本土技術語言

19世紀以技術之鞭馴服中文、搶奪“符號主權”的競技場上，沒有出現(xiàn)國人的身影，而將目光聚焦至打字技術領域、執(zhí)掌全球商業(yè)版圖的雷明頓公司，在解決中文打字問題時，也屢屢受挫。中國沒有中文打字機的歷史事實，成為被全球化拒之門外的標志，更被國內外的中文批判者利用，作為質疑中國現(xiàn)代化敘事的論據(jù)之一。喧嚷的文化政治空間之外，一批本土工程師、設計師、語言學家、企業(yè)家登上歷史舞臺，他們與主導范式決裂，不矮化自我，不構建“內部的他者”，更不去定義適應字母文字的“中文”是什么。相反，他們要發(fā)明適合中文系統(tǒng)的“打字機”。

書中，墨磊寧將一批正史中的無名之輩推向敘述前景，周厚坤即為一例。與胡適、趙元任類似，周厚坤是被庚款支持去美國深造的留學生，但不同于胡適、趙元任，他不專精于文化領域，而是將漢字現(xiàn)代化策略寄身于機械，“文字無罪，工師其罪”，他發(fā)明了中國最早為民眾設計的打字機。在其感染下，另一位留美學生祁暄也不甘示弱，發(fā)明了拼合式中文打字機。兩人同場競技，演繹了中國機械復制時代的早期技術美學。墨磊寧以周厚坤、祁暄為例證，其意不在為本土自力更生的技術語言之路大唱頌歌。以打字機為媒介，他以小見大，還原“中文現(xiàn)代性被困在模仿與他異性之間無所適從”的歷史情境。這兩難的處境在20世紀30年代愈演愈烈，日本侵華戰(zhàn)爭讓中文打字機對接全球化、現(xiàn)代化的意圖，舉步維艱。墨磊寧勾勒了日產中文打字機在中國市場的興衰史。身處“漢字圈”，日本工程師對漢字的熟悉度、想象力遠超西方，各種型號的日產打字機在中文市場上大施拳腳，演化為分庭抗禮的兩大陣營——假名打字機與日語漢字打字機，前者全然切斷了從中文承接而來的漢字系統(tǒng)，采取純音節(jié)的方式，加入全球對西式打字機的浪漫演繹，后者與純中文打字機類似，遭受了各種形式的冷嘲熱諷，但卻幾乎壟斷了整個中國市場。在夾縫之中，中國本土企業(yè)家的形象變得曖昧混雜，模仿之欲望與亡國亡種之恨，交錯于民族企業(yè)家的個體發(fā)跡史中，無論妥協(xié)與否，亂世讓共謀與機遇一道降臨。仿日救中的企圖，難逃被激憤的民族主義者所譴責，但模仿與抵抗乃殖民體系的一體兩面，通過學習模仿日產中文打字機，國貨蛻變，無形中增加了抵抗之可能。

中國近代史上第一臺擁有鍵盤的打字機是林語堂設計的明快打字機，他全盤否定了常用字、拼合、代碼三種方案，一破而立，意在將三者結合，創(chuàng)造一套名為“輯形法”的漢字分類法。以往的中文打字機執(zhí)著于“打出漢字”，林語堂的明快打字機完全顛覆了這套設計理念，采用的思路是“找出漢字”，這是20世紀人機交互的全新例證，中文語境中的“輸入”技術正式誕生。不幸的是，因戰(zhàn)亂、政治斗爭、資金短缺等外力因素，林語堂的明快打字機很快夭折。進入新中國，一種奇特的技術景觀出現(xiàn)：中文打字機的天才性創(chuàng)見分散性地孕育于群眾個體之間，墨磊寧刺破集體話語與個人創(chuàng)新之間的聯(lián)動效應。20世紀50年代之后，中國打字領域開始形成全新的元敘事，打字工人對這套敘述了然于心，身體和中文字架皆成為年代修辭的化身，快速適應高效率、集約化的話語生產，中文打字機朝著“預測性轉向”發(fā)展。

在方塊字古老神秘的軀體之上，中外各方實施了各自的現(xiàn)代催產術，“破”與“立”之對壘縈繞于技術語言的纏斗中。本書于國學與漢學而言，帶來新的視域擴展。在信息過載的今日，國人以靈活的手指敲擊打字機，在虛擬網絡空間中生產知識或運載情緒時，是否會想到：流動在虛擬網絡空間中的漢字，也曾遭逢四面楚歌的圍剿？而在數(shù)字媒體時代，漢字又將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