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較認真寫作小說的時間并不很長，大概也就那么十來年。之前上學，當編輯，當然也琢磨過這事兒，但頂多算解悶，沒進入職業(yè)狀態(tài)。對小說體裁的趣味也比較單一，以中長篇為主，喜好完整的結構，或講一囫圇的人，或講一完整的事兒，沒頭沒尾的東西總讓我覺得別扭。哪怕寫過幾個短篇小說，基本也是情節(jié)飽滿的類型，講述有余，留白不足。從藝術能力上來看，這當然是缺陷，但也能理解為一種實誠。跟北方人做飯似的，好不好吃先不管，起碼料足。

在年輕一輩作家中，我的創(chuàng)作題材可能算比較寬泛的，城市生活、特定職業(yè)、高新技術都寫過。一開始當然以“我”為主，后來發(fā)現自己沒什么值得大書特書的，又求諸于“人”，轉而講別人的故事。這也是很多作家經歷過的轉變。不過也有一個特殊趣味，喜歡寫現實生活尤其是當下的現實生活。說白了，所講的事兒越近越興奮，遠了反而束手束腳。以前覺得是我這人沒什么生活積淀和歷史感——就像大多數城市里長大的孩子一樣，但后來覺得，恐怕還是寫作上“求新”的動機所致。寫作貴在對生活的新發(fā)現，沒有寧可不寫。別人說過的話再說一遍，像從電線桿子上揪下一塊別人沾上去的口香糖接著嚼一樣惡心。而越是久遠的話題，似乎越是難以發(fā)出新聲，哪怕故意和“定論”反著來，考驗的也是烙大餅的功夫，看著翻了個個兒，其實還是那張餅。眼前的事兒則不一樣，現實如謎，我們往往不知道它的運行機理、來龍去脈，更難以對其做出判斷——那恰恰又是真正的“現實主義”所要求的——新東西往往就在其中了。

文學如攀登，在新路上攀登一寸，強于在老路上攀登一丈。當然所謂新，也有主次輕重的區(qū)別，在這方面我倒比較傳統(tǒng)，舉得形式上、語言上和風格上的新鮮，恐怕都不如人物形象的新鮮來得有力。有種說法把文學史比作畫廊，這當然是簡單化了，不過真能為這個畫廊增添一個或幾個新的形象，恐怕也是作家的殊榮。而新的人物形象注定無法憑空編造，只能向生活中尋找。

我們也得看到，在真實的世界里，人與人的價值是平等的，但在文學的世界，人物與人物的價值卻不盡然相同——在特定的情境下，某些人物的命運天然地更能說明他或她所處的時代，另一些則只能說明他或她自己。如何找到新的、有時代意義的人物，并在小說中清晰而深刻地展現人物與時代的關系？對于我而言，這是創(chuàng)作中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特別能戰(zhàn)斗》等一系列中篇小說，當然是對這個問題的個人解答。其中“北漂”陳金芳、道德感極強的技術天才安小男和嫉惡如仇的北京大媽苗秀華雖無現實原型，但都是從近年來的社會變化中提煉而來。當讀者表示“仿佛見過這樣的人”或者“說的不就是我么”時，我覺得一定程度上是值得竊喜的。

當然，鮮活是一碼事，但鮮活從來不意味著復雜。而現代小說通常是復雜的，這歸根結底來自于現代生活的復雜性。當所寫之事都是新的，一切都在變化之中，一切都來不及形成定論，然而我們又必須對新的、變化的、未及定論的生活給出自己的分析、梳理乃至于判斷，這可能才是對作家的考驗。作家是雜家，這種說法不僅是無所事事者的自謙，同時真需要具備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多方面的素養(yǎng)。捕捉人物形象考驗的是作家的敏銳，那么分析現實考驗的就是作家的思考能力。僅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而言，我們也許不能保證所想的一定是對的，但要想在別人前面，我們也許不能保證所想的一定周全，但要盡量避免個人的自怨自艾。我最近的一篇小說《逍遙仙兒》的故事發(fā)生地在北京中關村，這里高知人群和城郊農民、本地人和外來者雜居一處，不同文化水平和生活認知之間的差異一定會產生矛盾，但是每一群體都有他們的不易、善良和操守，這正是他們在日后消除矛盾、和諧相處的基礎。從“居民生態(tài)”入手去寫城市變遷，在我看來能找到些許社會觀察和社會分析的新意，也正是這個層面新意而不僅僅是王大蓮、蘇雅紋和“道爺”等等人物形象，構成了寫完這篇小說的動力。

一定要拔高了說，對現實題材的關注，來自對現實生活的好奇與熱情，而將這種好奇與熱情升華，也許暗合了中國人特有的入世精神。因而我們也可以期許，現實題材創(chuàng)作包含著某種責任：如何認識今日中國，書寫今日中國？又如何將中國與世界放在一起討論？《漂洋過海來送你》思考的是近百年來中國和海外的關系變化：從1950年代的保家衛(wèi)國到“北京人在紐約”那個年代的“千萬里我追尋著你”，再到今天伴隨著中國崛起而獲得的另一種新的自信。小說中的一組人物形象是直接從現實生活中獲得的靈感。當時我到埃及參加一個作品外文版的推廣活動，發(fā)現同飛機的大多是到海外務工的中國工人，這啟發(fā)我構思了何大梁和田谷多這一對師徒形象。他們來自中國的山村，學成技術之后卻到世界各地修橋。與此同時，中國人面對的現實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屬于世界問題。我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入魂槍》講述的是網癮少年回歸正常生活的艱難歷程，我發(fā)現相當多的國外讀者對類似題材感興趣。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進步，我們的創(chuàng)作必將面對許多新課題，而這些課題很可能是世界課題。

比起層出不窮的文學新載體、新形式，“現實主義”或許已經被認為是一種傳統(tǒng)的創(chuàng)作理念。然而我們必須看到，這個創(chuàng)作理念的歷史也并不長，在中國的發(fā)展歷史更不長——這就要上溯到“五四”新文學時期。“五四”以來的文學革命讓中國人的文學擺脫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轉向關注普通人、小人物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文學常新，文學之新應該新在內涵而非載體上。同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豐沛的現實、多樣的生活是對我而言最寶貴的創(chuàng)作資源。認識現實、改造現實是諸多人文學科的追求，而在這方面，我想文學也有著它不可替代的長處。

（作者單位：北京市文聯(lián)老舍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4年第4期）